难忘的地下党工作经历
文 | 王泽泮
1946年7月，经陶昌宜同志介绍，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安排我利用在江北县复兴中心小学教书的机会，设法打入复兴乡公所，搜集情报。他还一再要求我说：“你的任务特殊，嘴要严，心要细，千万不能露出破绽，更不能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和语言，表面上要与敌人站到一起，以更好地掩护你的身份。”
于是，我多方寻求打入乡公所的机会。当时，复兴乡民教馆（民教馆就是免费让群众阅读报张杂志的场所，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）因经营管理不善，已陷入瘫痪状态，同时当地居民由于看不到报纸而意见很大。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就趁此机会向分管乡民教馆的乡民代表朱俊卿主席毛遂自荐，表示愿意用自己所能，扭转这个危局，尽到为群众出力的义务。朱俊卿主席听完我的设想和分析后，非常赞赏并表示：多事之秋，非常需要你这样有文化有责任的青年来挑此重任。于是，我辞去学校工作，顺利进入乡民教馆服务，住进乡民教馆旁的善堂，并就近到乡公所搭伙，以便经常接触乡长和乡里的工作人员。乡公所有什么事，我就主动去帮忙，收发文件，撰写文稿，刻印蜡版，见事做事，很快就和乡公所上上下下的人混熟了，并得到大家的肯定和好评。为尽快打进乡公所，我找到时任督学的堂兄王润民，请求他向乡长贺瑞生推荐我。结果堂兄给乡长一说就成了。这样，1947年初，我正式到乡公所工作，终于实现地下工作的第一步。不久，我被江北县政府委任为复兴乡公所户籍干事。
为进一步打进敌人内部，在乡公所期间，我还是和从前一样工作很主动，也很积极。别人不愿干的事，我都揽过来干，除搞好本职工作，还搞收发所有文件的工作。对乡长交办的公事、私事，我都尽力办得尽善尽美。久而久之，乡长就非常信任我，把我看成是党国的栋梁之才，有什么比较保密的工作，或者不便出面的事情，都交给我打理。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我，让其他人向我学习。我在复兴乡公所工作3年多，乡长换了三届，但我的角色却始终没有改变，直到重庆解放。取得乡长对我的信任，就为党开展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我利用自己收发文件的工作机会，伺机秘密抄录县政府、县国民党、县三青团发来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、指示、密件等情报资料，并通过情报员，把这些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党组织。
1947年3月的一天，县府送来一份转自湖北宜昌县政府的公文，内容是“查奸匪战士苏建华系你县复兴人，赓即遣返原籍，令所属管教、防范”等等。公文内所指的苏建华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响应新华日报号召到中原解放区参加抗日革命，并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同乡。我觉得这个情况十分重要，便及时向组织做了汇报。党组织决定，要保护我们的同志，赶在他到达本地前，通知本人情况危机，迅速通知他离开。我暗地里将此公文扣下，不送乡公所任何人阅悉，并私自归档。在信息源头上掐断了敌人杀害我同志的图谋。苏建华回来，党组织立即在第一时间通知他这一险情，苏建华立即撤离本地，到重庆以教书为名继续革命去了。
1948年4月20日下午，乡公所突然吵吵闹闹进来了3个带短枪的人，看起来态度蛮横而且很嚣张：“去把你们乡长给我叫出来。”此时乡公所除我之外另无他人，我看着这些人明目张胆带着枪，而且态度蛮横，心想这些人必有来头，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，内心有些着急。我很快镇静下来，以主人身份热情地说：“各位，请坐，有什么话，喝口水再说不迟。”示意乡丁警察送茶送水。那3人见我是乡公所的人，对他们又热情备至，认为我不是“外人”。为首的就亮出身份说：“我们是西南长官公署的，我叫漆玉林，他叫王仁德……我们是来处理你们这里的工潮的，你是乡公所的就知道规矩，这件事情你知我知，不要随便往外说。”我连声说：“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，请放心，你们稍坐会，我去找乡长。”一边叫执勤乡丁警察去找乡长。很快乡长周乐君回来了，他们便单独到一边密谈去了。
这时已是下午5、6点钟了，我的情报是王朴（注：王朴同志——革命烈士。时任志达中学校长、川北地下党北区工委委员。2003年9月22日《重庆日报》公布为“重庆市十大历史文化名人”）每天例行上街与我已经联系过了，早已回了志达中学。怎么办？
我表面很镇定，实际心急如焚。如果情报送迟了，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。最后我决定亲自跑一趟。但是现在离开就会招致怀疑，我耐着性，万般热情地招呼他们吃饭喝酒，之后安排3人在乡公所住下后，就向漆玉林打招呼说：“我今天到中心校有个约会，差点忘了。现在要赶过去赴约。”漆玉林剔着牙说“快去快回呀！”我平静地说：“不会很久，很快便回。”便离开乡公所，连走带跑，迅速来到逊敏书院志达中学初中部，找到黄友凡。黄友凡听完情况后当即提示：“这些特务来肯定是有任务的，你要尽力想法搞清他们的目的，尽量拖住他们，特务们吃菜喝酒你付钱，打牌可以有意给他们输点钱，生活上给他们点小便宜。目的只有一个，让特务们放松对你的警惕，继而取得信任，摸出准确情况。但要沉着冷静，不能露出任何破绽，更不能让特务察觉，一切要做得自然。”并叫管钱的钟歧青去拿20元钱给我作应付的开支。
为防止引起敌人怀疑，我又快步跑回来，途中还特意绕道到中心校去找个熟人聊了几句才回乡公所。这样来回十来华里，只花了一个钟头。回到乡公所，见这几个特务正在吹牛，我主动打招呼：“哎呀，在学校一吹牛就走不脱了！这么晚了，各位贵客该睡了。”他们对我说的话似乎半信半疑。漆玉林老谋深算地说：“不要大惊小怪哟，睡觉！”但我的警惕性更高了。
第二天，漆玉林要我拿户口册给他看。他边翻边问，全乡多少人口？多少个保？我一一作答。我仔细观察他看材料重视什么，忽略什么，都一一牢记在心。他翻看志达中学初中部和思源中学户口时，对思源中学问得多，志达中学初中部问得少。看过学校的户口后就停止了翻阅，我将这一情况向王朴作了汇报。王朴提醒我：“小王，你要提高警惕，防止敌人声东击西。”我点点头，这个工作更不容我有半点失误。一天下午，我与漆玉林等一起逛街，行至惠民宫街时，恰遇王朴回学校去。此时，街上行人稀少，狭路相逢。我早就向王朴暗中指认过这几个特务，王朴当然认识，他若无其事与他们擦肩而过。我暗中观察漆玉林的神态，见没有认识王朴的迹象，暗自庆幸，同时敬佩王朴同志遇事沉着、机警的胆略和风范。
解放后，这些特务这趟差的真实目的才得以证实。据接受改造的王仁德交代，他们来复兴的目的就是抓捕王朴，但从乡长和附近群众中了解，都说王朴不在乡下，进（重庆）城去了。他们不认识王朴，因而扑了空。
后来，由于叛徒出卖，王朴在重庆被军统特务逮捕。中统特务觉得脸上无光，想尽办法弄出几个“大鱼”。1948年冬，中统通过江北县特委会派职业特务赖德胜来复兴场。声称他是乡长、袍哥大爷周乐君的老幺，来托他找碗饭吃的。不久，县里委任赖德胜为复兴乡警察队长，成了我的同事。我敏锐地感觉到这里面有问题，遂及时将情况向特支书王远谟，特支委余致力同志作了汇报。
赖德胜当警察队长后，表现得非常活跃。他时时伪装出进步的一面，不时流露出几句生硬的进步语言。在青年中，还有意无意地哼几句进步歌曲。我对这个情况更加警觉起来。当时我已兼志达中学初中部事务员，赖德胜常常窜到我寝室，借口找书看，在我的书本中东翻西翻，并对我说：“《大众哲学》是本好书，你应该看看。”有次，我与志达中学几位老师在饭馆吃饭，赖德胜也不请自来，大家只好“热情”邀他一起吃。在喝酒过程中，他突然说：“毛泽东这个人不简单，就是中国的未来。”我和在场老师都露出愕然的表情，并且一再制止他。陈楠（地下党员）马上说：“赖队长，你喝多了吧？这些话可不要乱说，弄不好我们这些教书的要掉脑袋的！莫谈国事，吃饭就吃饭。我们对共匪的事不感兴趣。”他望着我们几个，尴尬地连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失言，失言。”说完灰溜溜地走了。
赖德胜不但用这种假装进步来“钓出”进步青年，还经常采取突击搜查的手段检查怀疑对象。1949年上半年的一天，姜直中同志在复兴中心校教书，他趁姜外出，窜到姜寝室翻箱搜查。余致力的家远在农村，赖也跑去他家借口找书，到处翻找。由于我早把这一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，党组织提早做了防范安排，大家都已提高警惕，赖德胜这条军统的警犬鼻子就失灵了，一无所获。
但是不甘心的赖德胜，又耍了一招。1949年下半年的一天，我在场上与赖德胜刚分手回校。不到20分钟，他突然闯进我的寝室，说：“还没睡，过来耍一耍。”当时我正在和一个教师谈工作，我马上意识到赖德胜对我跟踪，搞突然袭击，我笑着说：“好呀，欢迎！”我的态度冷静而自然，并挽留他吃过晚饭，才礼送出门。赖德胜失望地走了。
赖德胜对我进行试探、跟踪、搜查、突然袭击都抓不到我的把柄，便使出恐吓的手段。1949年9月的一天，一位人称老李的人突然前来拜访我，以关心的口吻对我说：“我得到可靠消息，赖队长后天要抓你，你要小心点！”我坦然对老李说：“我又没有干什么坏事，他抓我干啥？”原来这都是赖德胜的圈套，他估计这个恐吓就会使我仓皇逃离，一吓就跑，正上了他的当。我给他来个反其道行之，那天我还照常和他谈天说地，主动约他上街喝茶、喝酒、打牌，结果什么事也没有。
根据这些现象，特支认为，赖德胜来复兴场后短短几个月，活动如此猖狂，如不拔掉这颗钉子，对我们的地下党活动是个很大的障碍和威胁。决定派王继欧、谭伦两同志到重庆摸清赖的底细。经过王、谭两同志的多方工作，弄清了赖德胜是中统特务机关派来的，他的真名叫蔡德政。于是，我们悄悄组织，故意把这个特务真名在群众中公开，使他特务身份暴露，赖德胜就像鬼见了光一样，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加上地方势力对赖的种种劣迹在乡民代表上的弹劾，赖德胜终于心有不甘地夹起尾巴溜走了。临走前他还疯狂地咬了一口：他开列了几十个人的黑名单呈报中统局上峰，其中就有我。由于黑名单上的人太多，又无真凭实据，查了好久却显示这些名单上的人多是党国的人，加上临近解放，反动派自顾不暇，只好不了了之。赖走时还心有不甘地对旁人说：“我断定他就是共匪，只是他太狡猾了！”
（本文来源《渝北文史资料》，作者曾在原江北县工作）
